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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通是種族“歧視”的罪魁嗎?——專訪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梁慧敏

香港經濟導報 记者:沈雨青 编辑:趙芃程 【第3561期 2024-01-23 發表】
“you bad!”周末,記者在元朗一間餐廳吃飯,期間一名南亞裔女士,由於在等候外賣期間佔用了堂食座位,被店員要求讓座予堂食客人。 此名南亞裔女士顯然將此視作歧視,用英文大聲控訴店員,並在臨走前,罵出上述對白。

事實上,在餐廳外等候外賣,算是香港約定俗成的取餐程序。由此發散開來,記者曾確信的,本港由來已久且備受詬病的“種族歧視”問題,突然變成羅生門一樣的存在,所謂“種族歧視”,是否更多源自於類似上述情景?或者說,是否更多源自於語言不通而產生的誤會?

為此,記者特採訪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梁慧敏,試圖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語言不是罪魁

 

 

據香港2021年(最新一份)人口普查結果,香港少數族裔人士數目在過去10年顯著上升了37%。在2021年,香港有619568名少數族裔人士(佔全港人口的 8.4%)。

 

與此同時,社會服務機構“親切”於2023年1至4月進行的《香港少數族裔職場現況研究》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受訪少數族裔人士曾在工作及社區遭遇敵意對待,有三成半受訪港人坦承因少數族裔人士的種族與膚色而不願意跟他們做朋友。

 

少數族裔數量大增,“歧視”問題愈演愈烈。

 

但當梁慧敏博士談及造成歧視的原因,在記者看來,樁樁件件,其實未必與歧視本身有關。

 

“語言不通,邏輯上不一定是造成種族歧視的最主要原因,但語言不通,確實會造成一些‘隔閡’”。據梁慧敏博士在《從香港的語言實況和語文策略探究南亞族裔學習中文的策略》的觀點,在比較數份並非從語言學角度出發進行的研究後,發現數份研究均得到一個共同結論:中文能力不佳是造成南亞裔人士生活上種種問題的來源之一,甚至有學者指出“少數族裔在求學或就業上遇到的問題歸根究底是‘語言上’的問題,語言是所有困難的來源,是核心困難所在”(謝錫金,2012;岑紹基。2012;關之英,2014)

 

具體來講,“因為我們講中文,當少數族裔出去做事時,因為語言不通,一些勞工法例,一些僱員權益他們了解得並不清晰,有時或許不是本地人歧視他,而是因為他不了解,所以覺得自己缺少了點東西、受到不公平對待。”

 

學校中的“歧視”問題,亦可能關乎語言,“例如一些南亞裔的家長,由於他們不識中文,會遺漏很多有關學校相關興趣班或升學的訊息,從而讓孩子失去本應屬於他們的支援。”梁博士指,平機會調查中存在的“本地人不願意與南亞裔人士做朋友”這個問題亦然,最重要的原因即是語言不通,當溝通都困難,交朋友自然更難。

 

 

 

不通婚,怎麼融入社會?

 

 

“(歧視問題)在回歸初期都不明顯,直到最近10多年,社會才逐漸認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梁博士指,因回歸後,中文在香港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顯著,中文成為文憑試核心科目,是否懂中文,成為未來升學以及就業的重要因素,而學習中文尤其是漢字對於南亞裔人士而言,並不簡單,由此,不擅長中文的南亞裔人士向上流動機會變得更少。

 

立法會資料顯示,目前超過五分之四的南亞裔人士未能書寫中文,2017年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非華語學生中,不到10%的人應考中國語文科,合格率僅27%。

 

較年輕的少數族裔人士(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能閱讀 /書寫中文的比例較高。在2021年,5至 14 歲的少數族裔,能閱讀及書寫中文的比例分別為65.1%及61.8% ,15至24歲少數族裔人士能讀寫中文比例為74.4%及66.3%;25-34歲的人群中,能閱讀中文及書寫中文的人士驟降至36.1% 及32.9%;35歲至44歲的人群讀寫中文比例最不理想,僅為25%及21.3%。

 

但與歐美白人居民只工作、不移民不同,南亞裔更多選擇在本港紮根,部分族裔早於幾代前已定居香港,包括英殖時代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警察及尼泊爾的啹喀兵。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學習中文,以更好在社會中向上流動,以及全面融入社群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很少與本地人通婚,怎麼融入本港社會?你看在台灣,越南移工與當地人結婚後不多久就學會中文。”梁博士就上述問題給出的答案,讓記者頗感意外,儘管部分南亞裔人士已有數代定居歷史,但由於宗教信仰、習俗、語言等重重阻滯,印度及巴基斯坦等南亞裔人士多數會有自己的圈子,很少選擇與本地人通婚,反而傾向於回到老家尋找伴侶,再帶回香港生活。

 

更糟糕的是,當南亞裔人士越難以融入主流社會,他們便越難以在本地找到另一半,而回老家成婚後帶來的新移民伴侶仍舊無法聽懂中文,難以對下一代教育進行實質性輔助,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也就由此產生了。

 

 

 

是階層的問題

 

 

但歧視現狀,在另一種香港少數族裔群體中則較為少見,他們便是以歐美白人、日韓裔人士為代表的少數族裔。

 

“因為白種人不會在香港掃廁所。”梁博士告訴記者,統計處數據顯示,歐美及日韓居民多為專業人士,受聘於金融、法律等行業的跨國公司,來香港從事中高管理層的職位,本身收入豐厚,生活圈亦不同,更鮮少以香港為家,在香港終老。

 

“你要明白,當我們去歐美旅行,就會見到那裏的白人屬於各類階層,他們既可以是外賣員、清潔工,也可以是公司高管,底層白人一樣有可能受歧視。”但在香港,白人大多在規則完善的跨國公司中工作,而在這類公司,大多數情況下員工的權益本就可以受到更好保障,所以此類所謂的“區別對待”,事實上無關膚色,關乎階級。

 

反之,梁博士指,南亞裔人士在本港多受僱於運輸、環保以及外賣行業,這(與歐美白人)本身是不同階層。“當然不排除有一些僱主,看你不識勞工法,故意欺負你的情況,但即便是這種情況,都未必涉及‘種族歧視’。”梁博士指,這些老闆即使是對待內地的新移民,乃至本地僱員時,亦有可能利用信息差,苛扣僱員權益,換言之,即“這是利益問題,不一定是膚色問題。”

 

當然,記者不是在鼓吹,語言和階級可以被用作合理化歧視行為的工具。相反,以南亞裔為代表的少數族裔在本港的生活困境是確實存在的,經歷數代仍難以打破的。所以,記者想,找出造成他們“備受歧視”感受的原因,或許正是解決“歧視”問題最重要的一步。